书声 | 社会形态学
《社会形态学》书影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 著,王迪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
从涂尔干对“社会形态学”的定义出发,本书作者哈布瓦赫认为,社会形态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社会形态学分为宗教、政治和经济形态学;狭义社会形态学,即人口科学,应从空间环境和人口的自然运动两方面加以研究。社会形态学在哈布瓦赫学术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贯穿其学术生涯的始终。《社会形态学》一书对国内学者更完整地了解和研究哈布瓦赫的学说具有重要意义。
毕向阳:重返整合的社会学——哈布瓦赫《社会形态学》导读
前言
引言
第一部分 广义社会形态学
第一章 宗教形态学
第二章 政治形态学
第三章 经济形态学
第二部分 狭义社会形态学,或人口科学
第一编 空间环境
第一章 地球上与大陆上的人口
第二章 人口密度。大城市
第三章 迁移运动
第二编 人口的自然运动
第一章 性别和年龄
第二章 出生率、结婚率和死亡率
第三章 世代的更替。人口的繁殖和活力
第四章 人口与资源
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矿物质的外部表征、地质层的分布、植物和生物的形态、器官组织的分布等等。在人类社会,人们也会谈及形态,但意义通常更加广泛,甚至会具有隐喻的含义。所以,首先有必要明确一下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结构”或者说“社会形态”。
第一,它可以指地球上人口分布的方式。表面上看,这完全属于物理现象,取决于可利用的空间和当地的环境。群体的轮廓可以再现出物质的本质形态,比如人口聚居在一座小岛上、居住在湖的周围,或是遍布在一个村庄里。城市中的聚居点好似一堆物质,其所有组成部分都朝相同的内核移动,至于这个聚居点的轮廓则可能清晰,也可能模糊。从空中的飞鸟或者航行的飞机的角度看,这个聚居点就好似一个突起或是地面的起伏。
第二,我们也可以将人口的性别及年龄组成称作“人口结构”。这一类型的区别就如同物质特征一样非常显著。这是生物现象:社会与有机体密切相关。男人和女人就是这个有机体的两大生命组织,彼此对立又相互补充。年龄就代表着一个器官或一个机体的所有组成单位不断地发展演变的各个阶段。
换个角度,我们不再从与土地的关系方面考察社会。人类社会不仅仅与物质相关联,它们本身就是有生命的物质。[1]因为人类社会是由生命体组成的,占据着彼此毗邻的空间。和其他可感知的事物一样,它也有面积、体积、形态以及强度。这些巨大的集合体可以逐渐增大,也可以逐渐缩小。由于不断有生命死去,这些集合体也在不断地失去其组成单位,并且产生新生命替代失去的单位。
还要补充一点,这些集合体是可以迁移的。在这里,我们既要关照第一点中提到的土地问题,又要考虑第二点中提及的作为有机生命的本质问题。有时,这些群体整体迁移,例如游牧民族、远征军队。不管怎样,群体的组成部分多少都具有流动性:在这些群体内部,还涉及内部迁移、迁入人群和迁出人群等因素。
当然,上述这些都是结构现象。
第三,到这里为止,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也同样适用于动物社会。无论是蚁穴、鱼池还是蜂群,它们也和人类群体一样,有一定的规模和形态:它们可能定居某处,可能四处迁移,其形态会发生变化。其成员也会因年龄、性别等特征而彼此相异。——如此种种,便是以各种物质形态呈现于我们面前的社会,也正是我们所说的道德层面上的现实。相对简单的群体的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可以在原初文明中发现它们的痕迹,而且在人类自己的社会中,比如在氏族、家庭,尤其是较大型的家族群体中同样可以观察到上述现象。
《社会形态学》法文版书影
尽管一个家庭的空间位置不很确定,但人们仍然可以对这个复杂的,甚至已然部分融入到其他社会单位中的家庭结构进行分析。我们可以通过嫡系的传承关系,用简明的图解来把握这个家族的各个分支和脉络。这是因为,在家庭结构中肯定存在一个空间因素。尽管家庭成员会彼此远离,甚至会受到其他群体的吸引,但在这个家庭中,总是会有一个核心、一个人口更为密集的区域,经历时间荏苒,大部分成员集结在这个核心周围,彼此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每一个亲族,都会在空间上有一个聚集点,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家庭住宅。这里或许居住着族中最年长者,或是居住着家族中的某个分支家庭,又或是其他家庭成员时常聚会的地方。——另一方面,除了家庭的处所、面积(尤其是指原始面积)之外,我们还应考虑家庭的有机本质。事实上,这个本质可能与以性别、年龄等为基础的生物结构息息相关,因为它预设了在成员之间存在着生命联系的事实。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因素交错相生,缓慢演变,才促成了人口的增长,每个家庭则是其中的成员或者组成部分。
然而,从家庭传统和家族精神的角度看,血亲关系和空间上的彼此亲近尚不足以构成一个家庭。亲缘关系存在多样性,家族凝聚力的程度表现不平衡,这些都把我们引向了物质以外的表象世界和情感世界中。所有这种种因素都具有一定的形态、大小、空间定位、世代继承下来的生命流向,它们在向我们昭示着另一个现实,即昭示着一些思想、一种心理历程。表达本身也是具有现实性的,并且以它自身的形态进入家庭自我意识中,进入其演变、活动以及延续之中。
这样,我们的考察就从表面上的物理形态、地理状态(诸如空间位置、大小、密度)过渡到了有机的、生物统计的层面上(性别、年龄),最终到达与前面相似的结构,这种结构坚实且具有集体意识,这一点我们大概不会察觉。并且,我们大概会认为这种集体意识在前面两个层次的考察上不必以某种形式出现。
那么,我们的考察就到此为止了?我们已经得到关于集体形态学的全部事实了?
下面我们来看第四点,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研究“社会形态”时,曾举“英国上议院、印度公司、世袭君主国、办公室、教堂”等为例。所有这些集体机构事实上都是公共生活的形态,涉及宗教、政治、经济等范畴。所有这些机构都是确定的、稳定的,而不是未确定或流动的。然而,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形态”这个词的含义(因为它指代集体形态学研究对象),以至于把社会的物质形态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机构混淆起来。——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人类群体科学以及人类群体组织科学研究中,社会机构与社会功能之间的区别既不明显又不清晰。
英国上议院议事厅,约摄于1870年~1885年。
更应指出的是,当涉及一家工业企业、证券交易所或者政治生活中的某个机构组织时,如果我们不把它们放入空间中加以考察,如果我们忽视确保社会功能正常运行的人类群体,那么,我们只能从这些机构身上得到一个抽象的概念。然而,这些机构不是简单的概念:它们必须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必须具有物质性,必须具备人力资源、惰性物质、血肉丰满的组织结构、建筑、房屋、地域、空间等等。这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些都是存在于空间中的事物,人们可以对其进行描绘、形容、测量,计算出它们的构成元素、组成部分,辨识它们的发展方向、迁移动向,评估它们的增长和衰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生活的所有组成部件才具有物质形态。
讨论到这里,我们不要忘记刚刚提及的所有形态,我们将其分成四类。这些形态之所以会引起我们的兴趣,仅仅是因为它们紧密地与社会生活联系,而社会生活则是由当前表象与未来趋势组成的。在罗马广场上,坐落着教堂、法庭、雕塑,然而我们只能看到有限空间中的一部分以及一个物质形体的集合。在那里展开的政治活动则属于另一个层面。如何想象在另一个时空中进行过的政治活动呢?世世代代的罗马人都在这个广场上留下了他们的印记,世世代代的罗马人都目睹着广场上发生的一切,不断地进行着追忆。
现今的古罗马广场以及遗址景观
古罗马广场(拉丁语:Forum Romanum)位于意大利罗马帕拉蒂尼山与卡比托利欧山(Collis Capitolinus)之间,它是古罗马时代的城市中心,包括一些罗马最古老与最重要的建筑。
我们是否考虑了一个社会的政治分歧或经济分配等问题?我们可以在自然性上找到这种划分的基础。然而,这些划分并非纯物质上的。将它们与物理、地理划分相比,显然前者也是精神活动的结果。这是公众权利,是由契约决定的。我们感到这些划分在我们身上施加着一种约束力,一种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约束力。当我们接近一个边界的时候,人类、人类意志就会影响着、推动着或是制约着我们。
帕斯卡说过,河流是运动着的道路。那是因为他考虑到了利用这些河流的人类。在交流的历程中,我们模糊地感到有些人停止了前进的脚步。荆棘丛林中留下的足迹、数千年前就已从岩石中开凿出来的山路、古罗马大道、中世纪用形状不规则的石头铺就的小路、经过工程师计算坡度的现代道路:从这些林林总总的道路中,我们可以看到先驱者、开辟者的足迹,可以找到当年建造时使用过的工具的留痕。我们尤其会忆起我们的前辈、我们同时代的人曾踏上这些道路。
如此说来,所有物质层面上的东西无不与社会关联着。在其活动之外,它们诠释着先前的、现在的风俗习惯。当一位统计学家分析一系列的统计数据时,如果这些数据记录了气压、温度的变化,那么统计学家就会遵循这些物理数据,因为它们本身具有意义,并且可以自足。但如果记录涉及人口现象呢?同样,记录人口现象的数据将向我们反馈物理的、生理的事实。如果我们计算、统计的是动物或植物的情况,那么我们无需走得更远。如果统计对象是人类现象,那么我们的思想除了把人类看作空间上相关联的组织外,还会寻找他们从属的集体环境,比如,他们是城市群体、外省群体还是国家群体,寻找其内在蕴含的居民数量、出生人口、死亡人口等因素的发展趋势。
如果说这些物质形态都像它们看上去的那样,源于物质条件和生理条件的限制与抵制(无论是限制还是抵制,都是与社会生活相对立的),我们则可以认定这是一个既消极又微小的因素,是社会中最机械的也是最浅显的因素。我们还需要揭示群体的形态学结构,只有这个结构才能使解释群体的状态、内部变化、成分构成以及生存方式等成为可能。一切都在进行着,好似社会意识到了它的机体、空间位置,并使其组成结构逐步适合于它如此观察到的一切可能性。社会形态学从外部视角出发。但事实上,对于社会形态学来说,这也不过是个起始点而已。在这条狭窄的道路上,我们将深入到广泛社会现实的内核。
在这里,我们将借用法国社会学研究流派提供的两个例子。
首先,是关于社会分工这一涉及面极广的现象。涂尔干曾经思考过,我们之所以将社会分工的概念引入人类社会,是因为我们期待社会分工会带来诸多好处。然而在亲身经历这些工作之前,如何预计工作将会带来的利益呢?下面让我们看看群体结构以及结构的变革,换句话说,看看这些群体表现出的最表面、最浅显的特征。假设好几个分居的氏族或部落正在渐渐地彼此靠近,取得联系,最终组成了一个统一的社会,当然,这个社会的组成部分之间是相对独立的。既然它们是同一机体的组成部分,那么人群就会从一个群体流向另一个群体,甚至在整个机体内部流动着。最终,所有分离的标记消失了,所有的组成部分融为了一体。这就是物质结构的简单变化。其结果是什么呢?
到此为止,社会分工会遇到双重困难。——在一个组成人数相对较小的群体里,人与人之间在才能、天赋方面不会有太大差异;人们的兴趣、需求差异也不是很明显,因此会生产出足够多的产品,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现在,为了使更多的人彼此建立联系,我们将两个或者更多的群体融在一起组成一个更大的集体。同样的一件事或是一个活动,在这个集体中我们将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更高的专业水平。若是在更大的集体中,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找到更多的人才、技能去培养一位精准技师、艺术工人、艺术家、演员、行政官员、政府要员等等。同样,在那里会有更特殊的产品、分工更细致的服务来满足特殊的要求和消费群体,因为在一个组成更为复杂的集体中,成员来自不同的地域,曾经生活的自然环境也不尽相同,或许还分属于不同的种族。总之,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没有共同的历史,也没有相似的生活方式,多样而繁复的生活需求就会应运而生。面对众多可供使用的产品,消费者们——用今天的话说,使用者们——也变得越来越挑剔,越来越精细,这就要求工业、商业投入更多的精力,使自己的生产更加精细、更加专业。
需要补充的是,在一个各元素如此紧密联系的集体中,人口集中在一个更有限的空间里。那么,人们会更加频繁地从一个领域到达另一个领域,他们的视野也因此更加开阔,通过接触其他领域、不同阶级的人,他们对品位和财富有了更丰富的认识。人们的竞争意识、试图效仿的心态以及好奇心决定着消费和生产潮流的走向,同时也促成了众多形式的公众服务和私人服务的产生,而人们会迅速地习惯这些服务。因此,可以说,在买者与卖者之间,在顾客与生产商、销售商之间,在公众与他们控制和激发的功能之间,都存在着新的相互影响力。
然而,这样的演变不仅发生在经济生活中,而且发生在触及社会最深层的法律、行政、艺术、科学等方面。但是,在这些演变之初,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答案是,形态上的简单变化:比如疆域更加广大、组成部分数量增加、结合更加紧密、各组成单位呈现多样化、聚居民的密度增加等等。那么,下结论说形态现象是决定一种类型社会的充分条件,这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
下面,让我们转向一个更具体的情况,即马塞尔•莫斯(M. Mauss)研究的因纽特人。在冬季,因纽特人躲在房屋里,他们的房子长长一整排,六七个家庭,有时甚至十来个家庭集中在一起。这些家庭如此共同生活在一起,每个家庭都有属于自己的单独的空间。在夏季,他们居住在帐篷里,每个家庭住一顶帐篷。根据季节的变化,居民们的居住情况不尽相同。一个冬季居处由好多紧邻的房子组成。人们聚居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有时候,人们非常紧凑,甚至于全站的人都集中在同一间房子里(一间房最多会容纳11个家庭、58个居民,这真的是一组惊人的数字。平均下来,每间房也要容纳五六个家庭)。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夏季里的帐篷散落在各处。在这个季节里,原来的群体分散开来。在相对静止的冬季过后,人们开始旅行,向远处迁移。——如此说来,这些家庭有时聚集起来,就像一个折拢的部落;有时分散,散居到各处。
1917年,一个因纽特人家庭。
因纽特人制作冰屋
萨满仪式
觉得这种交替变化很奇怪?但是,整个社会生活都因此而受到了影响,包括家庭、财产制度、政治机构等。因纽特人的宗教生活也以同样的节奏更迭进行着,有冬季宗教和夏季宗教之分。更确切地说,在夏季,因纽特人除了在私人圣地或是家庭中进行的宗教仪式外,几乎没有其他宗教活动。宗教仪式被简化,仅限于纪念教徒的出生与死亡、禁教等。相反,在冬季,宗教活动有声有色地持续进行着。由此,就有了很多神话传说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那些都是萨满教为了祈求躲避饥荒而进行的重要仪式。冬季,人们的生活就好像长长的假期。”
没有什么能令我们更吃惊的了。这种冬夏交替的现象在因纽特人那里是很显著的,因为他们居住的地区要比其他地方冬夏分明。这种现象还存在于红皮肤的美国社会,尤其存在于西北部的文明地区以及乡村人口之中。难道这与我们西方社会没什么相似的地方吗?别只想着乡村中的冬季夜晚;在城市里,同样的季节,人们的关系也是更加紧密;到了夏季,人们都踏上旅程,又四散开来。但是,尽管有四季轮回,定居在村落中的家庭关系更加密切,甚至有时建立起了一种几近动物式的亲密关系:就像于勒•罗曼(Jules Romains)文学作品中提到的在岩石中开凿出的人类“白蚁冢”,每一个小室都与其他小室连通。在城市中,尤其是大城市,情况则截然相反,家庭、住户之间彼此分散。尽管他们会由于亲属、朋友、血缘、工作等关系集结起来,但仍存在一些因素让他们彼此分离。与其说这些因素是空间层面上的,不如说是不可言状的人类社会的物质性在发挥作用。人们会在周遭四处寻找这种物质条件,甚至会为此错开街上往来的人流,这些人流很有可能将你带到你原本不想去的地方。——但是,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并不仅仅存在于物质结构、人口分布、居住群体等方面,宗教信仰、宗教实践、职业、风俗、法规、财产的分配以及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程度等都存在差别。如果乡村只能为居民提供半年的给养,如果村民们不得不到工业聚集区度过余下的半年,他们经历的交替变迁就很像因纽特人经历的那样,在他们彼此更加紧密或更加疏远的同时,他们也将投入截然不同的社会文明中去。
总而言之,上面的概述帮助我们将群体生活的物质性与社会现实的其他层面加以区分。群体生活的物质性来源于空间中存在和运动着的群体,源于这个群体拥有一个机体和一些成员,并且其组成因素本身都是并置的有机体这一事实。
根据我们考察的社会形态的不同,上述的特征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当我们研究人口的状态、变化,研究乡村、城市的聚集区、居住地、人口迁移、道路、交通工具等问题时,这些特征处于第一层面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特点足以构建一个社会学的分支。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确定的计划,我们的研究永远不会超出该计划,即纯粹意义上的人口现象,本意上所说的(也是狭义所说的)形态学现象。——还涉及其他集体现实吗,比如氏族、部落、家庭、宗教组织、政治组织等等?空间结构现象永远不能代表全部,它们只是作为这些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和条件。每个共同体,都有各自独特的活动内容,并且不与空间结构、地表分布上的变化相混淆。换言之,社会的物质形态被重新放入具体的社会学中,并在这之中成为研究的对象,它们反映了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的关注。这也是为什么存在着宗教形态学、政治形态学等其他学科的原因,而这些都属于广义形态学现象。
总之,社会形态学,就像社会学一样,首先考察的是集体表征。我们对这些物质形态加以观照,其目的是透过这些物质形态,找到部分集体心理的因素。因为社会位于物质世界之中,集体思想在面对空间环境表征时,找到了一个具有规律性和稳定性的原则,就像个人思想为了保持平衡,需要洞悉机体和空间一样。
本文节选自《社会形态学》,哈布瓦赫著,王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洛特卡指出,不同动物种群之间对空间的分配只是它们之间对无生命物质的分配。人类(原稿是“人类”,但是按逻辑推理,我觉得应该是“动物”,此外上人版第4页也是“动物”)群体之间还存在其他形式的关系,这些关系建立在寄生生活上,建立在捕食型动物与被捕型动物之间的关系上。(参见V. A. 科斯季岑:《数学生物学》,巴黎:科兰出版社1937年版。)此外,不同的人类种族之间也存在猎捕与被捕食的关系,并且因此划分可利用的空间。
编辑丨李昊玮
审核丨陈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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